收集整理：叶光良
一、写在前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所在地域人群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特性以及文化历史、民风民俗等，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方言则是语言百花园中的一朵靓丽奇葩，是地域文化中宝贵的“文化土特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这样解释“方言”一词：“方言：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各有其特点，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如汉语的北方话、吴语、粤语、闽语等。方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方言的作用逐渐缩小。……”
方言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表达地区的文化特色；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宝贵的文化遗产；还是植根于民间的文化形态，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简单通俗地说，方言是一种语言中与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并在局部地区流行和使用的“地方语言”，俗称“地方话”，又称“白话”“土话”“土音”。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当地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载体，理应得到珍惜和保护。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中国地域辽阔，汉语的方言众多。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而方言则是汉语的分支。汉语方言形成的因素很多，有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如社会的分裂割据、人口的迁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等；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等等。
据《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4月第三版）载：“汉语方言的分歧很大，在划分方言的时候只能考虑语音上的几个重要的特点而暂时不管其他的细微差别。汉语一般可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从前叫“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在每一个大方言内部，又可以根据各地方言的一些特点再逐级细分为次方言、土语。”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研究员）明生荣先生在其所著的《毕节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是这样论述毕节方言的：毕节方言的形成当始于明朝初年，到明末清初已基本定型，即以西南官话为基础；而清初实行的“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使封建领主制受到巨大冲击……‘客民’大批进入贵州”（《贵州通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版），这又给毕节方言注入了新的“客民”语言。“客民”的来源，“根据现存的族谱、碑铭、地名及民间口碑来看，以四川、江西、湖广（大致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两省）三地人进入毕节的为最多（安徽、江南、两广等地也有不少人移入）（《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李蓝著），形成了移民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语言的混合状况就难以避免了。以后，清代中后期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又有大量移民涌入，这些移民的地域成分较为复杂，又形成和加剧了毕节话以川黔派西南官话为主兼杂其他方言，或者叫川黔派西南官话掩盖下的混合性方言。
贵州大学研究汉语方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的专家明茂修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在其所著的《毕节方言声调实验研究》（明茂修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年5月第1版）中，是如此概述毕节方言的：“毕节方言是在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于汉语七大方言中的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系统，李蓝认为‘毕节话实际上是一种以西南官话为基础音系的混合型方言’，但是其具体归属问题在不同著述中存在着分歧。《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毕节方言归为黔北片，《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中的毕节方言也属于（贵州川黔方言）黔北片，刘光亚的《贵州汉语方言的分区》将毕节方言归为黔中片。而根据最新的方言分区，毕节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
毕节方言内部存在差异，但是在城区则比较统一。其主要差异存在于城区方言和乡镇方言之间，也存在于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之间。此外，还有少数民族所说的汉语方言，它们都受到普通话和当地汉族所说的汉语方言以及其他民族语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语音、语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方言虽然只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但其本身却也具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如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等等。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在语音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毕节各县（市、区）的方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以今七星关区（原毕节县）的毕节话、大方县的大方话特点最为鲜明。
关于“毕节话”和“大方话”最能代表“毕节方言”的问题，我们可以作以下历史的追溯和条分缕析。蜀汉建兴三年（公元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孔明）率部南征。彝族首领济火（妥阿哲）因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蜀汉大军凯旋后，丞相诸葛亮为济火（妥阿哲）表功，蜀汉王朝旋即封济火（妥阿哲）为“罗甸王”，“罗甸国”的治所“慕俄格”设在今大方县城郊。“罗甸国”延续到唐时称“罗氏国”，宋时称“阿者国”，元明清时期实行土司制，分别为“亦溪不薛宣慰司”“贵州宣慰司”“水西宣慰司”等，直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年）实行彻底的“改土归流”，才结束了前后共沿袭了年的地方民族政权统治。
“清初经营西南，水西地区战事惨烈。战事平息后，几经调整，黔西北地区被分成一府（大定府）三州（水西州、平远州、威宁州）一县（毕节县）一厅（水城厅），府城驻大定。这就是所谓的“大定六属”。直到晚清，大定府管毕节县管了将近三百年。吴三桂被剿灭后，清代进入一个两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机。和平年代，经济第一。就在大方人埋头打豆豉，推豆腐，做漆器，蒸黄粑，制灯谜，在‘醉眼朦胧中’怡然自得于大定府的文化优势时，毕节却凭借毗连云贵川三省的地利条件，发展成黔西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清光绪五年（年）贵西道署移驻毕节，毕节从商贸中心升格为黔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此后就一直是毕节管大方了。”（此段引文出自李蓝博士为明茂修著《毕节方言声调实验研究》所写的“序”。李蓝，贵州省大方县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副会长，文化部中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由此可以看出，自蜀汉开始至清朝结束的近年的漫长时光里——尤其是在明清多年的历史时期，如今的大方曾经是毕节及周边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方话是最原始、最本土的“毕节话”。
另据《毕节县志》等有关资料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年），陈桓受明太祖朱元璋委派，率部至毕节屯田戍边，开始了该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清康熙三十七年（年）毕节“改土归流”后，江西、陕西、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川、云南等省居民陆续迁入毕节，开始都是使用各自的方言，在一起杂居年深日久之后，互相之间慢慢地融合、吸收，从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毕节方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毕节话”是外来语言与本地语言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文化产物。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记录与见证，对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体现的地方特色是普通话所无法比拟的。语言文化遗产拥有特别重要的保护价值，这首先在于语言文化具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等的巨大冲击和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对方言的纯粹性乃至生存环境构成了严峻挑战，“毕节方言”也面临着这种窘况。因此，开展对毕节方言资源的调查、搜集、整理、保存、研究、展示和开发利用，对于传承和弘扬“毕节方言”这一珍贵的地方文化遗产，已经显得十分重要、必要和紧迫。
“毕节方言”是一种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语言变体，它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毕节地域内多元文化和历史沉淀的集中体现。“毕节方言”作为一种地方方言，承载着毕节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信息，反映了毕节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思维习惯和社会观念等等。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方言不仅是语言传递的重要载体，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通过方言，一代代毕节人可以将其文化根脉、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等文化信息绵绵不绝地传递给后人。
传统“毕节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语言变体，不仅在日常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文化传承和地方特色保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如今毕节年轻一代人使用“毕节方言”的频率正在逐渐减少，现在的“毕节方言”，也早已没有以前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了。作为一名非语言和文字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自年以来，笔者邀请了若干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文友、笔友、朋友、老乡、同学等，共同搜集整理了部分经典的“毕节方言”，在此有如下几点特别需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地方：
一、下文所指的“毕节方言”，是指毕节全境区域内各个县（市、区）的方言汇集，而非专指老毕节（现七星关区）的方言，其中以毕节话（七星关区）、大方话（大方县）、威宁话（威宁自治县）、金沙话（金沙县）为主要代表。
二、“毕节方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笔者只选择辑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予以呈献，此为抛砖引玉之作，更繁多、更全面、更细微、更精华、更精准、更精彩的“毕节方言”的搜集、整理、释义、阐述等，需要大家（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三、由于笔者受职业、学识、能力、水平和眼界等诸多方面的局限，所辑录的这些“毕节方言”的读音、字词、释义等可能存在一些不完整、准确的地方；或者说“毕节方言”完整、精确的意思，在今天已经不能用现代汉语的相应词汇来准确表达，更没有与之相对应和匹配的汉字，其发音也因为地域的差异而有所差别。所以，本文所辑录的“毕节方言”的有些词汇只能是其原音（语音）、原字（词汇）、原义（语法）的“替代品”。
四、本文一共辑录了余句经典的“毕节方言”，分别按照“一个字的毕节方言”“两个字的毕节方言”“三个字的毕节方言”“四个字的毕节方言”“五个字及以上的毕节方言”共五个部分排列，并适当将其意思相同和相近的方言相对集中地聚集在一起。为了完整、全面、系统地保存和传承这些经典的“毕节方言”，也为当前和今后学术界和文化部门研究“毕节方言”作一些资料上的积累，有一些毕节民间的俗语、俚语、粗话也一并辑录，此纯属学术研究的范畴，无关思想纯粹、价值取向、格调高雅和原则立场等方面的问题，他人只管爱其所爱、各取所需，抑或置之不理，无须嫌弃、指责、质疑，乃至揪辫子、打棒子、扣帽子。
《余句经典的毕节方言辑录》旨在深入探索“毕节方言”的丰富内涵、历史演变、地域差异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初步系统地梳理出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如今还在流传和可能会逐渐消失的“毕节方言”，并试图拆解和阐释其时下所表达的意思，勾勒出“毕节方言”跨越时空的语言图景，展示“毕节方言”的波澜壮阔与深远意义，展现“毕节方言”的多元魅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为时代留存“毕节方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为今人和后人传承保护、研究阐述、开发利用“毕节方言”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和帮助，让今人和后人不忘来路、记得住归途和乡愁。
普通话只是通用的汉语，并非用来取代汉语的其它方言。会说方言，并不影响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作为时下国内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交际工具，其普及推广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丢弃方言，方言作为一定地域内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也理应被